国庆大假将至,“文化过节”或将成为不少人的心头之选。利好消息是,正在进行的多场艺术展览,国庆期间将继续向公众免费呈现。其中,文轩美术馆的“文轩·新象—当代艺术百人邀请展”、千高原艺术空间的“陈秋林个展:空的城”、“刘传宏个展:皖南纪事”、蓝顶美术馆的“日常之名—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日常话语及观念生成”等,是其中较为重要也较为有趣的展事。
这些展览究竟有何特色?面对纷繁多样、内容各异的展品,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抽绎出某种共性,对艺术发展趋势获得较为一致的理解?笔者探访上述展事后发现,围绕媒介、创造、内容、风格展开的“边界突围”,似乎是这些展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媒介的突围
国庆期间,除了架上艺术,上述各项展事还将以多媒介、跨媒介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呈现出艺术实践的多种可能。
“文轩·新象”突出“以老带新,以新为主”的策展思路,展出了马一平、罗中立、周春芽、何多苓等百余位艺术家的作品。虽然也有装置、影像等类型的作品亮相,架上艺术依然在“文轩·新象”中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布面油画。
突出多媒介、跨媒介特征的展览,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路径。
其一是以不同媒介的作品共同呈现同一主题,例如“空的城”。作者陈秋林从小生活在重庆万州,这里大部分区域在三峡工程启动后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张的现代城市。“空的城”是陈秋林回到万州创作的作品,既是对记忆和自我的追寻,同时也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作品包括录像、摄影、雕塑、装置四种不同的呈现方式。这种处理,能够以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丰富表达内容的多样性。实际上,类似的展览不久前已在成都出现过,即今年7月底在K空间举行的“广场:张大力个展”。针对“广场”这个主题,张大力分别采用雕塑、油画、蓝晒、动物标本四种形式加以表达。
第二种路径,则是在传统媒介之外,探索各种不同的媒介成为创作载体的可能,“日常之名”展览无疑是很好的示范。“日常之名”展出约40件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史金淞的《千创园》由各种树木、不锈钢螺丝、建筑垃圾等组成,焦兴涛《真实的赝品》是玻璃钢、铁、铸铜、现成品的大杂烩,文豪《再生花》的材料则是建筑废料、粉笔……抛开作品内涵不谈,光是这些新鲜的创作媒介,就应该足够引起观众的兴趣。
创作的突围
艺术创作充满了想象。但是单件艺术品,纵然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很难具备“叙事”的空间。不过,通过运用虚构手法、增加作品体量,上述展览中出现了叙事的多种创新。
说到虚构和叙事,就不能不提到《皖南纪事》这组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作者刘传宏善于从自身经验和情感记忆出发,通过钩沉纷繁复杂的历史,挖掘属于自己版本的故事,并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表达。在《皖南纪事》中,刘传宏创造了“刘先生”于1940年至1942年间在皖南地区的人生故事。《皖南纪事》耗时三年完成,包括38幅类似电影镜头的场景,以及100余幅日记、地图、攻击计划图、社会调查报告等等,形式均为布面油画。尤其有趣的是,刘传宏以“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按照幕、场的结构,煞有介事地将作品以话剧剧本的形式进行划分。
例如作品的“第一幕第一场”,就讲述了“刘先生”在安徽和县负伤,与同伴辗转迁移至上海的经历。此部分包括七件油画,其中三件描绘了风雨如晦的和县风景、和县城门特写、冲锋号特写。另外四件,则是“刘先生”从和县至当涂的行进路线、对和县伪军军力的侦查报告、“刘先生”负伤后手缠绷带的造型、“刘先生”在上海住院疗伤时的输液特写。刘传宏以绘画的方式,通过这些虚构的镜头、档案、地图等资料,完整讲述了“刘先生”独行侠般的传奇经历。
内容的突围
坚持宏大主题,还是回到日常语境,讲述个体经验?上述展览可以总结为“艺术实践的日常化”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不过,个体经验与宏大主题时常纠结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出现围绕“日常”而展开的创作现象。今天,与“日常话语”相关的实践中,创作路径、方法、角度均已异常丰富。
“日常之名”展其实可以用“艺术实践的日常化”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来概括。前者主要指将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乃至废弃之物转化为艺术作品的尝试。前文提到的《千创园》,便是利用枯木、建筑垃圾等材料,戏仿出一片由太湖石、黄山松组成的古典园林。作者借此表达自己的无奈:在社会转型与当代文化的冲击中,旧日生活情调、传统文化情怀面临着无可挽回的枯萎,最终仅存这般文质彬彬的假象。谭勋的《160个纸杯》同样如此,作者将茶水长时间盛放于纸杯中,久而久之内壁便留下茶垢,将纸杯分别剪开粘贴在条屏上,一幅幅毫不雷同的“山水扇面”便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的作品,无疑能够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日常”与“艺术”之间的离合,以及重新界定“艺术创作”的本质。
后者所思考的,则是将艺术引入并丰富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例如陈可的《5.76平米》。《5.76平米》是一个巨大的木箱,里面布置着地毯、木床、被褥、洗漱台、书桌、台灯等家具和生活用品,宛如温馨的小家。“家中”的墙纸、画布等物品图案,均由作者的手绘作品制成。陈可认为,艺术就是通过种种方式让周围的世界更适合自己,无论是浩瀚的宇宙还是5.76平米的小屋。这样的作品提醒观众,艺术品和日常生活之间不应存在藩篱,“艺术生活化”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
风格的突围
在电影、音乐、摄影等艺术领域中,“小清新”似乎已成为特定风格。上述展览中,也有不少作品具有“小清新”特征。
“文轩·新象”策展人陈默,将当下艺术样态总结为三种模式:精英模式、卡通流行模式、讨巧的小清新模式。所谓“小清新模式”,陈默认为体现在艺术面貌的“粉、秀、嫩、嗲、巧”。这种归纳方式,似乎受到《二十四诗品》之类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对“小清新”并没有准确、明晰的定义。
以这种不太明晰的界定,来审视“文轩·新象”,倒是可以将不少作品划归“小清新”名下,例如吴定隆的《荆棘》、陈曦的《男人》、何千里的《缪斯从三棵树前走过》、曾朴的“2014heart”系列、黄春红的《鸵鸟》、杨方伟的《独奏》、黄海蓉的《誓言》、黄茹的《远方的云》、郑越的《野菊花》、蒋雨的《沉静尔冬》等等。这些作品大多色调柔和,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卡通色彩,其主题往往较为狭小、个人化,或者难以看出明显的主题。
对这些作品的评判,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暂且存而不论。其实,如果放在艺术发展的潮流中加以审视,“小清新”的出现其实是艺术创作转向“自我”与“内在”的某种表现,只不过受到兄弟艺术领域中某些先行作品风格的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很多相关领域的艺术作品,已经被贴上“小清新”的标签,例如陈绮贞、自然卷、苏打绿等歌手的音乐,以及《蓝色大门》《盛夏光年》《练习曲》等电影,对这种风格业内尚无严格的学术定义。因此,与其将某类作品标签化,不如在自由发展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扬弃,这也是当代艺术持续保有自身活力的发展之道。
来源: 四川日报(成都)